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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超:从何绍基与山左北朝石刻之关系看其北碑观

时间:2014-07-01 14:32:00  来源:中国国际书画网  作者:王文超   

何绍基作品

内容摘要:

何绍基一生历经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其书风古拙,以篆隶笔意幻化于各种书体之间,书艺成就为后世所瞩目,清末向燊言其“开光、宣以来书派”。又,何绍基极喜《张黑女墓志》,有多种临本传世,常言“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肆书搜尽北朝碑”“性耆北碑,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等等,后人论及何绍基书学思想时多谈及其“北碑”书学观。

本文拟从阮元、包世臣与何绍基北碑观之关系;何绍基在山左两次长时间居住,并游历山左存北朝石刻之地,却不多见其详论“北碑”;何绍基主要致力学习或研究的唐代书家中大小欧阳、褚遂良、李北海、颜真卿等在他认为仍为北碑一脉余绪且楷书以唐人最为规矩,六朝为跳板,汉隶为源头,等几个方面为论据,继而得出何绍基并不重北碑,而是重他认为的唐碑中的北碑一脉。

关 键词:何绍基;北碑观;山左北碑;唐楷;

有清一代书法多变。康熙尚董,乾隆重赵,不离“二王”书法之主流。然嘉道之际,碑派兴起,经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鼓吹,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之实践,遂成碑学之洪流。何道州绍基(1799-1873)为嘉道以来书坛之重镇。书追秦汉之古风,字型拙朴,以篆隶笔意幻化于各种书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风,在当时及后世均有较大影响。刘恒先生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评价何绍基:“作为一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坚持碑学观点的书法家,他在取法北碑、变革楷书和行草书笔法方面的成就,标志着碑派书法的审美原则在各种书体领域的全面落实,对晚清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作是‘开光、宣以来书派’的一代宗主。” 【1】

何绍基师从阮元,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中明确提出了“北碑”书法观,成为清代书坛最早、最系统的北碑倡导者。何氏在北碑大兴的那个时代也喜谈北碑,如:“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肆书搜尽北朝碑”“性耆北碑,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等等,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北碑观”。值得注意的是何绍基在其诗文题跋中屡讲北碑,而且曾两次长时间居住山左,但却不多见其对山左北朝刻石题跋论述或有临摹作品传世。

南京艺术学院博士钱松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中也对何氏北碑思想的言行不一提出了怀疑,并且专列一章“何绍基碑学思想及其矛盾性”而且提出了“对北碑态度的言行不一”。【2】笔者拟从何绍基与山左北朝石刻之间存在的一些疑惑来提出何绍基北碑思想的实质。

一、何绍基与阮元、包世臣北碑之关系

清代汉学的兴起带动了金石学研究的高峰,学者们搜访金石、以碑证经补史形成了清代学术史上独特的奇观。在书法上碑学研究与实践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北碑作为书学研究中的一个主体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中。

乾、嘉时期钱大昕(竹汀)、王澍(述庵)、阮元(芸台)、翁方纲(覃溪)等学者在这一时期金石学著作层出不穷。何绍基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也致力金石学,于历代金石类典籍均有涉略,如宋以来《隶释》、《金石录》、《舆地碑目》、《金石略》等等,清代学者的金石类著作更是一览无遗。当然在阮元之前多数金石著录只为以碑证史,即使提及书法风格也多重汉碑,把北碑作为书法风格系统研究的阮元应为首倡,此后包世臣、康有为等相继而出。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云:

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3】

又,《颜鲁公争座位跋》中云:

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4】

也就是说他认为欧阳率更、褚河南、颜鲁公书风皆源出于北朝而非二王。在阮元的理论中将北碑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认为只有北碑才能力挽清代颓靡的书风,正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所言“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此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 【5】

阮元《北碑南帖论》中云:

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赵孟fu楷书模拟李邕。明董其昌楷书托欧阳。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6】

其所认为的北派书风应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或者如欧阳询那样“方正劲挺”。但又把蔡襄、赵孟fu楷书、董其昌楷书也归为北派,在后世看来多为牵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宝南》中言:

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今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俊》、《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7】

也是不赞成阮元南、北书风之分派。今人研究阮元书学者大都已认识到此点。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有言:

元笔札最劣,见道已迟,唯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别为碑跋一卷,以便稽览。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8】

门人何绍基当然属于“颖敏之士”,在其师的思想下何绍基也极力北碑,但在具体上是否完全继承与实践则应另当别论。

事实上这种矛盾与牵强也交织在包世臣的北碑鼓吹中,在《历下笔谭》中既有体现,云:

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淸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9】

又云,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式,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10】

为提高北魏碑刻的地位,把其出处归到汉碑中来,难免是扯大旗的嫌疑。又,自己本身习唐楷并重视唐楷,却又诋毁唐楷,像这样的矛盾在包世臣书论中还有很多。【11】但不同的是阮元只鼓吹北碑但并不实践,包世臣鼓吹且实践,但何绍基并不肯定包氏甚至予以了全盘否定。虽然包世臣在当时也已有“包派”之誉,然何绍基却言:

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书名慎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横、平、竖、直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记问浩博,口如悬河,酒后高睨大谈,令人神往,今不可复得矣。【12】

慎翁跋中所称《英义夫人墓志》及《仙女祠祝版文》,慎翁果曾见耶?近年北碑出世者多,未闻此两种也。【13】

然而就在这之前包世臣还为何绍基藏《张黑女墓志》作跋,云:

闻冯集梧明府署掖事曾访得《郑文灵公上碑》,尚未得见拓本,地不爱宝,书学其将兴乎?云峰山仙女祠三祝版文词甚秽,而书至秀洁,其石闻藏黄县卢氏,曾于历上见拓本,系数百年物,殆祠未毁时拓也。附记于此,子贞善书而嗜奇,或有缘幸遇之。世臣。

碑版与简札书文皆有两体,南碑传者少耳,汇帖皆柬札,故异势。明者参之,知其不谬,若目北碑为别派,正是从门入者。子贞昆玉以为何如?世臣又记

北碑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守法不定,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虽褚、薛未能免也。廿八日又书。【14】

所以,从包、何二人为《张黑女墓志》作跋中可带出一个信息:何绍基不赞同包世臣的北碑书写方法,甚至连包世臣的见识都有所怀疑。何绍基极喜邓石如所学之北碑,然却不削于包世臣,但在包世臣为《张黑女》题跋时二人关系并不恶。也许包世臣书写实践上距其师邓石如尚远,但包世臣在当时对北碑推动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已得到认可。何绍基在《书邓完伯先生印册后为守之作》中云:

慎翁自谓知先生最深,而余不以为然者。先生作书于准平绳直中,自出神力,柔毫劲腕,纯用笔心,不使欹斜,备尽转折。慎翁于平直二字,全置不讲,扁笔侧锋,满纸俱是,特胸有积轴,具有气韵耳。书家古法,扫地尽矣。后学之避难趋易者,靡然从之。竞谈北碑,姼为高论,北碑方正厚实,惟先生之用笔,斗起直落,舍易趋难,使尽气力,不离故处者,能得其神髓,篆意草法,时到两京境地矣。慎翁字皆现做,殆未足先生也。【15】

包世臣也意识到自己未得“平直”。在《艺舟双楫•论书》开篇即言“乾隆己酉之岁,余年十五,家无藏帖,习时俗应试书十年,下笔尚不能平直。”【16】

何绍基跋《张黑女墓志》又云:

余既性嗜北碑,故模仿甚勤,而够藏亦富,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秒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17】

此处“既性嗜北碑”、“模仿甚勤”、“汗浃衣襦”应是专指《张黑女墓志》,其在《张黑女》之前是否临习大量北碑我们现在还未发现资料。(见图一、二)《清稗类钞》载“子贞太史工书,早年仿北魏,得《玄女碑》宝之”。 【18】但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中认为:早学楷书《道因法师碑》,中年极意北碑。笔者以为何绍基27岁(1825)自济南得《张黑女墓志》后一生用钟爱,其认为《张黑女》中化入篆、分笔意。 

何绍基言: “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了解。”马宗霍《霎岳楼笔谈》又云:“蝯叟自谓于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然余常见其临《怀仁集圣教序》,风化韵流,直造山阴堂奥,始知大家无师不可。”【19】何绍基一生关注刻帖,又有《集王羲之圣教》临本传世,怎是于“南人简札一派不甚了解”? 

从阮元、包世臣再至何绍基我们可以看到:阮元鼓吹北碑却不实践,其中北碑观念的矛盾与牵强也时常显现。包世臣北碑观念的鼓吹中也有矛盾、牵强存在,其实践何绍基却并不认同。也就是说在当时最强力推行北碑的书家多少都带有自己牵强,阮元、包世臣也不例外。至于何绍基也难怪好友陈介祺言:“今之何子贞过于刘、张(刘墉、张照)然不免有名士气,有人之见存,目空俗子,而自己功夫未能作真古人上上乘,想未免能虚心,实力不自少恕也。”【20】

二、何绍基与山左北朝石刻之关系

何绍基曾两次在山东长时间居住。第一次道光二年(1822),其父何凌汉任山东乡试正考官,绍基随往。其《陈秋舫属题秋斋饯别图》有载:

道光壬午秋,家君典试山左,即留视学。……多时五簋会,客止五人来。论议几千载,酣嬉无算杯。门稀杂宾至,日有好花开。一事君输却,明湖探早梅。君设五簋会,客惟五人:包慎伯、龚定庵及余常在坐,黄修存与子毅弟或偶一至。他人皆不得与。【21】

此时何绍基24岁,侍父随行,居山东三年,与包世臣、龚自珍等名流交往。于道光五年乙酉(1825)何绍基时27岁,得明代奚林和尚藏《张黑女墓志》孤拓【22】。

    第二次为,咸丰六年(1856)此年何绍基58岁,值其四川学政谪官后周游各地之时。其由西安至太原然后至泰山,又转道河南登封,至七月到济南。咸丰七年(1857)丁巳三月又自济南起程入京至八月底回济南,十一月又起行赴浙。值咸丰八年(1858)戊午三月十日才又到济南,至咸丰九年(1859)十月又赴京师,年底回山东,至咸丰十年(1860)九月正式离开山东,并作《别济南》三首【23】。这次何绍基长居山东因巡抚崇恩所聘,执教泺源书院。此次执教绍基多外出游历,得游山东各地。何绍基在山东得观崇恩之收藏,并为藏品作跋,著名的墨皇本《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即是此时所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秋阮元奉命视学山左,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始修《山左金石志》,嘉庆元年(1796)五月刻成。据芸台《山左金石志》卷九、卷十所列北朝石刻有,

北魏石:中书令郑羲碑、郑道昭论经书诗刻、郑道昭观海岛诗刻、云峰山郑道昭题字六种、云峰山题字三种、郑道昭大基山诗刻、郑道昭大基山铭告石刻、大基山石人题字、郑道昭白驹谷题字、洛州刺史刁遵墓志、兖州贾使君碑、高植墓志、鲁郡太守张猛龙碑、曹望喜造像记、诸城题名残石

东魏石:赠齐州刺史高湛墓志铭、胡元方等造像记、李仲璇修孔子庙碑、杨显叔造像记、路文助等造像记、王双虎等造像记、刘世明造像记、王□叔造像记

北齐石:张景晖造像记、比丘道朏造像记、郑述祖夫子庙碑、孝羲隽修罗碑、卜道权等造像记、比丘明空造像记、郑述祖重登云峰山石刻、石佛寺佛经碑、郑述祖天柱山铭、郑述祖题云居馆石刻、纪僧谘造像记、胡长仁感孝颂碑、伹莱山佛号摩崖、伹莱山佛经摩崖、伹莱山大般若经摩崖、薛匡生造像记、朱岱林墓志、义主造像记、临淮王象碑、比丘法?造像记、尖山摩崖十种、公孙文哲等造像碑、石经峪金刚经残字、张思文等造像记、亚禄山宇文公碑、水牛山佛经碑、水牛山佛经摩崖、普照寺造像残碑、富胡女造像题字

北周石:匡诘刻经颂、小铁山摩崖残字八种、冈山摩崖佛经四种、葛山摩崖二种【24】

此志由钱大昕作序,又借山东巡抚毕秋帆之名,可谓志出名动学林。何绍基跋《晋孙夫人书碑后》云:

我昔壬午年廿四,东山使节日随侍。遍甄秦后篆分碑,始读仪征金石志。任城曲阜两京富,历山云峰六朝萃。【25】

也就是他24岁时即已读《山左金石志》。

包世臣1819年作《历下笔谭》,其中所列北朝刻石也颇为详细,如:

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以《中明坛》题名、《云峰山五言》验之,为中岳先生书无疑,碑称其“才冠祕頴,研图注篆”不虚耳。南朝遗迹唯《鹤铭》、《石闕》二种,萧散骏逸,殊途同归。而《鹤铭》勩钜焉酰?妒?I》不过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处,乃以摩崖石泐,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直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会,会稽於密字欠工夫,《书评》谓太傅茂密,右军雄强。雄则生气勃发,故能茂;强则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强也。

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峯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淸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李仲璇》、《敬显儁》别成一种,与右军致相近,在永师《千文》之右,或出卫瓘而无可证验。隋《龙藏寺》庶几绍法,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26】

何绍基在《陈秋舫属题秋斋饯别图》中也提到在随父侍行山左期间,常与包世臣、龚定庵等名流交往。又有《跋徐寿蘅藏董香光书卷》中云:“昔年老友包慎伯评书多偏执,惟于香光云‘如龙参禅,欲证男果。’可谓妙评确见。”【27】所以,何绍基应是读过《历下笔谭》的。

从阮元《山左金石志》与包世臣《历下笔谭》带出了大量山左北朝刻石的信息,何绍基可以说是完全了解。对于喜爱北碑,喜爱搜寻拓片、访碑的他来说在山左两次长时间居住没有理由不去寻访这些重要的北朝石刻。

云峰、天柱、大基、玲珑四山的北魏摩崖刻石,其中云峰、大基、天柱三山处胶东半岛,属崂山山脉。云峰山、大基山在莱州,天柱山在今平度,玲珑山在青州。四山中著名者有天柱山上《郑文公上碑》、《东堪石室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刻字,云峰山《郑文公下碑》等等。邹城有四山摩崖。分别为尖山、铁山、冈山、葛山。另外,《张猛龙碑》存山东曲阜孔庙内。《贾思伯碑》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刻。原存兖州,宋绍圣三年(1096年)、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两度湮而复出,1951年移入曲阜孔庙。《高贞碑》清代乾隆末年出土后,移至德州县学。嘉庆元年(1796)孙星衍於碑阴处镌刻移碑记,并摹刻秦山刻石二十九字,等等北朝刻石存放之地何绍基均到过。如,《由济南至武定道中作》(武定府为今滨州市),《禹城桥宿寄内》,《蓬莱阁观海,同石兰墅、李小坡、欧子进、甘抟南、子毅、子敬弟》等在山东期间的诗作,即可为证。又有,

“昔觏潮碑秩章草,近揽诸城留八分。(东坡八分题名在诸城)”【28】

“余甫逾弱冠,即识张宛邻先生于京师,知其习北碑也。逮道光初年,先文安公视学山左,余随侍按部,一日过邹平行馆,先生适宰是邑,谒见先公,畅谈政学。……”【29】

钱松先生于《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中考“咸丰二年壬子54岁1852年三月廿五日至德州署,汪竹千得晤。”我们根据资料可以看出何绍基到过武定、济南、禹城、蓬莱、诸城、邹城、曲阜、德州、茌平、东阿等地。应该说何绍基两次长时间的山东居住,基本游历过山左主要存北朝石刻之地。另,何绍基所见山左北朝石刻拓片也有不少,而且自言“购藏亦富”,如:

咸丰十年庚申(1860),正月十四日孙星华送来云峰山郑氏摩崖刻,有从前未见者。【30】

早检云峰各拓。【31】

于吴荷屋中丞丈处得《白驹谷题字》二种,郑氏《云峰山刻字》此为巨甚。【32】

尝目检曲阜任城诸碑石在六朝以前者,皆刀法劲深,底平见方,神 碑尤显透,故但值佳拓则遒厚巉绝,纵极奇逸乃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33】

但这些都没有对北碑的评价与论述或者其他的记载。相反为了寻《瘗鹤铭》可“冒雪打碑”“余来往将南北,每至焦山,必手拓此铭”,往返数次于济南长青灵岩山鲁班洞,终访得李邕《灵岩寺碑》。何绍基居山东期间对许多的碑刻寻访,拓本题跋或赋诗,甚至给当地官员提出对一些碑刻的保护措施。但这些均与北朝刻石无关。

何绍基在跋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时曾云:

是帖拓不甚旧,而装饰精致,珍如古物,每想宋时拓帖,至今日皆宝侪彝鼎,而汴、杭书律,不复有唐贤规矩。东坡、山谷亦自用其才,不遵轨辙。当时毡蜡,皆宋拓也,视如尘土,此事遂渊源欲绝,若得知珍重如是本者,何至宋、元来楷法,竟不可问津乎?【34】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看出何绍基认为宋人书法已不复有唐人规矩。即使苏东坡、黄山谷这样的时代大家也还是“不遵轨辙”,这里说明了何绍基认为楷法以唐贤最为规矩。又云:   

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知唐人八法以出篆分者为正规,守山阴棐几者只能作小字,不能为大字。率更模《兰亭》,特因上命以己意仿前式,手眼中谓有右军,吾不信也。兰台善承家法,又沉浸隶古,厚劲坚凝,遂成本家极笔,后来惟鲁公、北海各能出奇,可与是鼎足,而有唐书势,于是尽矣。大孙能习是帖。余旧得宋拓有梦楼跋者,后复得一本胜此,最后得此本亦胜近拓,而装贉之佳如此,珍之!珍之!壬午孟冬下浣薄醉题。【35】

此次再跋《道因碑》为壬午孟冬,应为同治元年(1862),何氏已为晚岁,对此拓之珍爱亦可见一斑。而且鼓励其孙何维朴学习。其中“率更模《兰亭》,特因上命以己意仿前式,手眼中谓有右军,吾不信也。兰台善承家法,又沉浸隶古,厚劲坚凝,遂成本家极笔,后来惟鲁公、北海各能出奇,可与是鼎足,而有唐书势,于是尽矣。”即道出其对唐碑乃是楷法之极致,北朝则是源头。论及李北海,云:   

北海书于唐初诸家外,自树一帜,与鲁公同时并驱,所撰书多方外之文,以刚烈不获令终,大略俱与鲁公同。余生平于颜书手钩《忠义堂》全部,又收藏宋拓本《祭伯文》、《祭侄文》、《大字麻姑坛记》、《李元靖碑》,书李书则见《北云麾》原石全拓,于番禺潘氏收宋拓《麓山寺碑》,于杭州近日搜得《灵岩寺碑》上下两段,于长青灵岩山鲁班洞,……窃谓两公书律,皆根矩篆分,渊源河北,绝不依傍山阴。余习书四十年,坚持此志,于两公有微尚焉。苦臂腕孱弱,复多嗜少专,瞻望前哲,徒增叹愧耳。咸丰己未正月壬申朔十九日庚寅跋于泺源书院。【36】

何氏跋此本时为咸丰九年(1859),时执教济南泺源书院。可看出何氏之学于两公,汲取了鲁公与北海共同的“书律”--皆根矩篆分,渊源河北,绝不依傍山阴。

我们从何绍基跋《道因碑》、《重刻李北海书法华寺碑》可见其关注唐楷之心思。除此外,何氏跋赞其他唐碑及唐人书迹者甚多。如颜真卿书碑刻及墨迹,欧阳询《皇甫君碑》、《化度寺碑》、《虞恭公碑》,唐代志石拓本以及题《怀仁集字圣教序》,又有论褚遂良等等,其语皆有真知灼见,常中要害,个人之书学思想每每再现。实乃其体会、揣摩、勤习之根本。

何绍基在评米芾书法时也曾论及唐楷云:

楷则至唐贤而极,其源必出八分。唐人八分,去两京远甚,然略能上手,其于真书,已有因规折矩之妙。宋人不讲楷法,致以行草入真书,世变为之也。唐贤三昧远矣,况山阴棐几乎?襄阳精于摹古,亦恒苦行草中无楷法,此《老人星赋》典型庄正,乃有六朝之方整而兼北海、季海之宽绰稳实者,宽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信有此理。【37】

此言“楷则至唐而极,其源必出八分”显然还是认为楷书的极致为唐,也说出了根矩为汉。

台湾傅申先生曾有《书法的地区风格及书风的传递—以湖南及近代颜体为例》一文,分析了何绍基与颜真卿书风在地域上的渊源,而且还说明了何氏将其书风传播至各地。【38】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傅申先生从书法作品的本体来出发论证。笔者借鉴了先生的方式并结合何氏题跋、诗歌中关于书法的论述。何绍基无论行草、楷书终身没有脱离唐人的影子,而且主要是重唐而不重魏。依据有:其一、何绍基虽然宣称自己“于北碑无不习”,但从真正的作品风格上始终没有离开颜真卿。无论早中晚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风貌始终是颜真卿的底调,欧阳通、李北海书风的加入给何氏楷书带来了险绝的一面。其二、何绍基行草书主要底调也是颜真卿《祭侄文稿》、《争座位》,怀素《自叙帖》等唐人书风。其三、何绍基的楷书、行草均化进了篆隶用笔。无论何种书体始终没有离开篆隶笔意,也就是他所认为的“书律”。

我们在考虑何绍基取法唐人的同时,不能忽视其重南朝《瘞鹤铭》。这又与阮元言:“即以焦山《瘞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挍,体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相悖。何道洲在《题李仲云藏瘞鹤铭旧拓全幅》中说:“自来书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此书者。”又说“余来往江南北,每至焦山,必手拓此铭。”可见何氏对《瘞鹤铭》是何等钟爱。在《题瘗鹤铭,寄还杨龙石》中云:“从此吾目辨渭泾,浏览甄录识典型。梦楼苏斋如尹邢,考古索证颇足听。”【39】已暗示他与阮元对《瘗鹤铭》不同的看法,何绍基中后期的大字楷书对联中我们看到他唐楷的底子时加入最多的当是南朝《瘞鹤铭》。(见图三、四)

三、何绍基之“北碑观”实质

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撰写于道光三年(1823),时绍基25岁,已结识于阮元。所以何绍基对阮元的重北碑的书学思想是非常清楚的。但何氏并不完全一致的赞同阮氏的书学思想,而且很多方面何氏是对其师阮元有微词的。如阮元谓:“即以焦山《瘞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挍,体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何绍基却言:“自来书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此书者。”又说“余来往江南北,每至焦山,必手拓此铭。”可见何氏对《瘞鹤铭》的钟爱。在《跋汪鉴斋藏虞恭公温公碑旧拓本》中又云:书家有南北两派,如说经有西、东京,论学有洛蜀党,谈禅有南、北宗,非可强和也。右军南派之宗,然而《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但绝无碑版矩迹,抑亦望中原而却步耳。【40】

虽然在有些观点上何绍基是和阮元南、北碑的观点有异义。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何绍基所学之大小欧阳、李北海、颜鲁公等唐楷在他认为这些都是有“篆隶遗意”而且是“纯乎北派”的。这一点他是和阮元一致。所以何绍基处处所言的“北碑”或“北派”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阮元的学说,代指了部分唐代楷书作品。这些即最有楷法规矩且又有篆、分笔意,渊源河北的唐碑就成为了何绍基重要的师法对象。

由以上几点来看,何绍基并不是真正的“北碑”的重要实践者,只是利用“北碑”来阐释其书学思想,从而大力鼓吹。对于《张黑女墓志》也只是当做北碑法帖中楷范,来表达出他所认为在“书律”也就是“篆隶遗意”。一首“肆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棐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几人知?”即可见一斑。

今人之多言阮元论北碑,但其不习北碑,何绍基鼓吹北碑,实则何氏致力于承接北碑的唐楷,并非当时北碑的中间力量,也不能因为其鼓吹北碑或临习《张黑女》即认为其为北碑的代表人物。嘉道以来时人多论北碑,习之者日重,何绍基对当时人跟风逐流学“北碑”是有看法的,对包世臣书北碑的微词即可为证。相反他和当时山右很多地道的继承唐楷的书家关系很好,和当时写“正统书风”的人都不恶。【41】我们应理清表面的各种现象,看到何绍基的书学本质。晚于何绍基近一个甲子的康南海,所言北碑主造像题记而卑唐也与何氏碑学思想相悖,北碑在何绍基那里只不过是探得“六朝以前书律”的一个途径罢了,其最主要致力于唐碑中的北碑一脉。

注释:

【1】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07页。

【2】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见2008年中国博士论文数据库。下编第五章  

【3】《南北书派论》见阮元著2006年版中华书局《研经室集》(全二册)第591页.

【4】《颜鲁公争座位帖跋》见阮元著2006年版中华书局《研经室集》(全二册)第598页

【5】《广艺舟双楫》见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2006版上海书画出版社第34页。

【6】《北碑南帖论》见阮元著2006年版中华书局《研经室集》(全二册)第598页

【7】《广艺舟双楫》见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2006版上海书画出版社第101页。

【8】《南北书派论》见阮元著2006年版中华书局《研经室集》(全二册)第596页.

【9】包世臣著《历下笔谭》见《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79页

【10】包世臣著《历下笔谭》见《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80页

【11】南京金丹先生著《包世臣书学批评》中第五章专论“包世臣书学思想的两面性”,金丹先生认为在提倡北碑问题上,包世臣对于书史的意义要元逊于阮元,其受阮元影响却不提阮元,第二节专论包世臣“北碑与唐碑的交织”,笔者在此处赞同金丹先生观点,为避免雷同不再重复,有兴趣者可见金丹《包世臣书学批评》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1版中第五章159—167页。

【12】、【13】《跋魏张黑女墓志拓本》见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798页.

【14】《北魏张玄墓志》字帖,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5】《书邓完伯先生印册后为守之作》见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716页。

【16】包世臣著《艺舟双楫》,见《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72页。

【17】见注【12】、【13】。

【18】转引自马宗霍辑《书林藻鉴 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2003年2次印,第238页。

【19】《霎岳楼笔谈》见马宗霍辑《书林藻鉴 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2003年2次印,第239页。

【20】何绍基北碑的矛盾在后文论述,此处陈介祺语见《习字诀》,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1994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第899-900页。

【21】《陈秋舫属题秋斋饯别图》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56页。

【22】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见2008年中国博士论文数据库。第22页。

【23】《别济南》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年版《何绍基诗文集》

 第447页。

【24】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清嘉庆刻本,扫描电子版

【25】《晋孙夫人书碑后》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198页。

【26】包世臣著《历下笔谭》见《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79页

【27】《跋徐寿蘅藏董香光书卷》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 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830页。

【28】《书韩苏石鼓歌后》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63页。

【29】《跋张宛邻先生临书谱为仲远作》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842页。

【30】、【31】转引自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见2008年中国博士论文数据库。第200页。

【32】见1996年版湖南美术出版社童曼之编《何绍基墨迹》第二册第2页.

【33】见《张猛龙碑》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

【34】、【35】《跋道因碑拓本》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 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804页。

【36】《跋重刻李北海书法华寺碑》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 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807页。

【37】《跋僧六舟藏米书老人星赋墨迹》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 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827页。

【38】《书法的地区风格及书风的传递—以湖南及近代颜体为例》见傅申著《书史与书迹—傅申书法论文集》(二)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民国九十三年七月版。第399-460页。

【39】《题瘗鹤铭,寄还杨龙石》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 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220页。

【40】《跋汪鉴斋藏虞恭公温公碑旧拓本》见何绍基撰。龙震球、何叔置校点。岳麓书社2008 年版《何绍基诗文集》第801页。

【41】关于何绍基与山右人士的交游赵维红先生考证较为详略,其中也提及何绍基和山右人士所交流书体及山右人士所擅常书体。主要文章详见《全国第五届书学论文集》和《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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